校車事故農村多發(fā)

　　“2010、2011這兩年,見諸媒體的、群死群傷的重大校車事故共24起,平均每月都會發(fā)生一起。”3月7日下午,中國社科院研究院李藍委員用手點著桌子氣憤地說。特別是去年11月16日,甘肅慶陽縣玉林鎮(zhèn)發(fā)生了舉國震驚的校車事故,引起社會義憤。

　　“加強校車安全管理,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”被寫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,與過去兩年間校車事故頻發(fā)不無關系。

　　李藍委員統(tǒng)計發(fā)現,24起重大校車事故中,22起發(fā)生在農村,農村中小學生和幼兒的傷亡數量超過150個,而城市的只有2個。

　　在農村,很多孩子要走十幾里、二十幾里山路去上學,這使他們被迫選擇危險的交通工具。鄆城宋江武校校長樊慶斌委員說,由于山路崎嶇難行、司機安全駕駛難以保障,導致農村校車事故多,死傷嚴重。

　　3月9日,在全國政協的記者招待會上,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李和平委員承認,“撤點并校”過程中,很多地方政府盲目進行布局調整,造成了很多流動孩子,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地處偏遠的農村、山村。“即便是安全的校車,也會出現大量的流動現象,產生安全隱患。”

　　地方政府急于“撤并”

　　地方政府“撤點并校”,重新布局中小學,真的是“盲目”的嗎?李藍認為,恰恰相反,一些地方政府“撤并”的速度是非常快的,他曾經調研過的一個城市,在學校剛被撤銷的第二天,租用校舍的企業(yè)就迫不及待地搬了進去,企業(yè)負責人揮舞著手中的租約,說是早與當地政府達成了協議。

　　“利益”是驅動地方政府快速“撤并”的根源。四川省一所大學曾在陜西西和縣作過調查,數據顯示,西和縣通過重新調整中小學布局,學校數量和教師數量大為減少,縣財政因為“撤并”一年可節(jié)約教育經費支出1760萬元。在西部地區(qū),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。李藍補充,“這還沒算上撤銷校舍的租賃、出賣的收入呢”。

　　數據顯示,從2001年到2009年間,我國農村中小學數量從29萬多所減少到十幾萬所,被撤銷的中小學數量超過一半。李藍認為,這其中,必然有過度“撤并”的情形。

　　越是在邊遠、窮困地區(qū),這種“撤并”的驅動力就更強。中山大學教授區(qū)鉷委員非常擔憂,本來中西部地區(qū)的教育資源就相對缺乏,“撤并”被地方政府過度實施后,中西部地區(qū)中小學的孩子上學更難了,這會加劇教育不公平以及教育資源的不均衡。

　　“撤并”應更人性化

　　如何才能解決校車配置、運營安全難題?甘肅慶陽縣作出決定:從2012年開始的3年內,將所有購置公車的預算用來購買、管理校車。李藍說,有了血淋淋的教訓,他相信當地政府能兌現承諾。此外,一些經濟條件好的地區(qū)能通過財政配置高規(guī)格校車,但這不具普遍性,也不是長久之策。

　　區(qū)鉷認為,既然“撤點并校”是引發(fā)校車難題的根源,就該從完善“撤并”入手,解決校車難題。

　　“還是要考慮就近入學。”山東大學教授解士杰委員認為,應當防止盲目撤點并校,地方政府應把上下學交通安全作為農村地區(qū)撤點并校的重要考慮。沒有安全的校車、適合的道路和監(jiān)管機制,不能撤點并校。

　　值得欣慰的是,“以人為本”的教育理念也體現在了政府工作報告中。李和平介紹,我國一些老少邊窮地區(qū),人口確實少,居住分散,如果拆了當地學校,必然出現交通難題。對此,占GDP4%的教育經費支出明確列支校車安全工程,從財政上予以保障。“對于這暫時不能調整的或者不應該調整的中小學,也還是要辦,而且還要辦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