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校車安全管理條例》明確規定校車享有路上“優先權”，對校車服務對象范圍、校車駕駛人條件、校車準入條件等作出規定，還就超載等違法行為專章規定了責任條款。

　　這部行政法規的急速出臺，可謂是在血的教訓催促下完成的，它凝聚了現代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務的價值理念，更寄托了全社會對中小學生安全權利保護的殷切期許。雖然是急速立法，但起草部門比較充分地吸收了民間意見，一些規定較好地回應了民眾的訴求。

　　將校車安全納入法治軌道，依法化解兒童上學放學途中的交通風險，首要的條件是立法本身必須科學、細致、具有可操作性。從內容上看，條例在責任設定上較為全面，尤其是強化了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的職責，明確了教育、公安、交通運輸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職責范圍，明晰了學校和校車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責任劃分，并通過行政許可的方式加強對校車使用的源頭治理。從操作性上看，立法對超載行為進行了徹底否決，對載有學生的校車行駛速度也作了具體限定，同時對法律責任進行了細致區分，這些都為日后的執法奠定了良好的規范基礎。

　　當然，條例不可能解決校車安全的所有問題，它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。例如條例規定：支持校車服務所需的財政資金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。類似這些具體的操作性規程看似細小，實則關涉到利益的分配，因而尚待政府部門出臺配套規定，本著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公平合理地予以分配。

　　科學立法只是構筑兒童上學安全通道的基礎性工序，良好法治秩序的形成，最終還依賴于對法規制度的嚴格執行，缺乏權威性的執法就很難達到立法當初所設想的秩序目標。生活中多次發生的惡性校車事故，不止一次地暴露出社會治理的一些痼疾，地方層面的校車監管如何防止漏洞百出，條例中對校車賦予的優先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，對失職瀆職和違法行為如何進行嚴密無疏漏的監管和追究，這些都考驗著行政系統的執法能力，同時也考驗著社會大眾的公民素質。